鲁迅的名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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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随教育部到北京后,于1912年10月6日下午前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片。四天之后的双十节即国庆日,名刺就做成了:“上午同许铭伯、季市、诗荃、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经念会,但有数彩坊,而人多如蚁子,不可久驻,遂出。予取名刺,并以二元《前后汉纪》一部而归。”后来也委托孙伏园代印过名刺:“下午得伏园信并代印名刺百枚”(1923年5月25日)。

晚清民国时期,名片用途广泛,可用来通报个人信息、约见时间或复信。鲁迅处世低调,使用名片的频率应该不是很高,但有时也用名片向熟人的门生、小厮通报身份。鲁迅在1926年6月25日的《马上日记》中记述,他去访L君,在寓所前打门,打出一个小使来,说L君出去了,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。“我说,也快到这个时候了,我在这里等一等罢。他说:不成!你贵姓呀?这使我很狼狈,路既这么远,走路又这么难,白走一遭,实在有些可惜。我想了十秒钟,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,叫他进去禀告太太,说有这么一个人,要在这里等一等,可以不?约有半刻钟,他出来了,结果是:也不成!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,你三点钟再来罢。”这里的L君指刘复(半农)。《鲁迅日记》1926年6月28日有“访刘半农不值”的记录。1932年11月15日,鲁迅去北京省母亲,“访幼渔,则不在家,投名片而出。”可见鲁迅的名片倒是有一部分用于熟人之间的,意思是“来过,不遇”。

钱玄同和鲁迅因为名片上所印之字闹过别扭。钱玄同是动员鲁迅杀进文坛的一位朋友,“但既然有人起来了,你不能说绝没有打破这屋子的可能”。“五四”文化运动的落幕,让钱玄同越来越心灰意冷,就给自己起了个复古的“疑古玄同”四字名。他从封建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每日逗鸟养花的“自然主义爱好者”。1929年6月,鲁迅北上,偶遇钱玄同。两人同去拜访章太炎,为一句话争到面红耳赤。后来钱玄同去拜访鲁迅,看到鲁迅的桌上放着“周树人”的名片,便问道:“你又用这三个字的名字了?”“我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。”鲁迅梗着脖子回答。钱玄同拎起皮包便走,气哼哼地走了几条街才想起连外衫也没拿。

鲁迅1927年去香港演说时,随身是带着名片的,在《再谈香港》一文中有所提及。香港被鲁迅视为“畏途”。当时英国雇用的中国同胞上船“查关”,非骂则打,或者要几块钱。他有十只书箱在统舱里,六只书箱和衣箱在房舱里。查完统舱里的书箱,鲁迅便跑回房舱去。“果然,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。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,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。我一进门,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。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,可以知道姓名。然而并不看名刺,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,便交还我了。还嘱咐我好好拿着,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。”

鲁迅讨厌在名片上开列头衔。如1913年5月18日:“田多稼来,名刺上题‘议员’,鄙倍可笑。”日本人的名刺,爱在上面罗列着许多衔头,鲁迅对此本已司空见惯。但因那时的议员享有特权,到处被优待,名刺上摆出,大约令见者亦必肃然,此种摆空架子的态度,是令鲁迅讨厌的,因此觉得“鄙倍可笑”。

鲁迅在北京使用的名片式样如何,未见实物。上海鲁迅纪念馆现藏六张“周树人”在上海使用过的名片,均为竖式,非常简约,只在中间印着“周树人”三个规整的楷书,显得内敛含蓄。同时,名片上还有诸如“收到稿费一百元”之类的文字,甚至还有“附上语丝稿两种,又寄语堂信等一件,请转送为荷,此上小峰先生。六月一日”这样的短信。这几张名片,都是当年鲁迅领取稿费时,顺手写给北新书局的便条,由送信人带回复命,可视作收据对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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